(星島日報2014年2月21日)
坊間熱議普選方案之餘，筆者重溫辛亥革命簡史，感觸頗深。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洲貴族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歷史、也終結了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。隨後的百多年來，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民主的嚮往和追求，期間經歷的風雨歷程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一條主線。
從內部因素來看，從武昌新軍的第一槍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– 這其實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– 前後不過八十多天。在激烈的爭辯之後，臨時政府通過了總統制、兩院制（即元老院和代議院）這一明顯模仿美國的制度。然而南京臨時政府卻維持不到三個月時間。為何這一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制度無法在中國落地生根？南京政府的北伐夭折與短壽，一個直接原因是其財政困難。
財政困難 民主短壽
武昌起義後，各國公使團強行決定，將中國各海關淨存稅款匯解上海，存入滙豐銀行等三家外國銀行，作為償還外債之用。臨時政府最困難的時候，金庫僅存十洋。在此困難時刻，臨時政府甚至差點被迫（一說被誘）以一千萬元租讓中國滿洲予日本三井物產公司。而三井公司其實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，趁人之危而欲取中國東北。若此事不幸發生，則孫中山一世英名俱毀，且將是對民主制度的極大諷刺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臨時政府及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嘗試，已經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。
從外部因素看，中國的事情從來也就不是只有中國人關心，外國列強沒有一刻曾停止過考慮如何從中國擷取最大利益。當年英國侵華全權代表砵甸乍(Henry Pottinger)向英國人宣告，“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，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廣闊，傾蘭開廈全部工廠的出產也不夠供給她一省的衣料的。”歷史已經告訴我們，英格蘭的衣料一般，反而是隨後武裝鴉片走私，開啟了中國苦難深重的近代史。
警惕外來勢力干預
再看列強對於南京臨時政府和中國民主制度的態度。最初他們普遍希望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，以延續、甚至進一步擴大其在華利益。列強當中，日本先是聯絡英國，企圖迫使革命黨人接受君主立憲方案；隨後又串通俄國，企圖以武力干涉，派部隊佔領天津、北京，以「支持」中國皇帝；然後又嘗試滿蒙「獨立」；俄國就直接唆使外蒙「獨立」。英國公使朱爾典在武昌起義之初，就明確指示，將保護「英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和我們在漢口的利益」作為首要任務。
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今天，當我們探討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時，我們的確需要牢記兩點，一是民主發展必然是循序漸進的，最終需服從於、取決於經濟基礎。二是香港的民主發展，是我們港人的內部事務，我們需要警惕任何挑戰「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」的舉動、尤其是來自外部勢力的干預。在這方面，歷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。
